(Stanley’s Tiffin Box, 2011)
文／素樸勛
就像是其他國家的二手流行，卻是我國的暢銷排行榜。印度的現在光景，因為發展的步調不一致，正好看起來像是台灣的早期生活，那種曾經苦過的，吃鹹菜脯、蕃薯簽的年代，無意間被封存下來，好喚起我們的記憶。一般來說，印度電影總是會充斥著華麗的排舞，眩目的華服洋車豪宅，肌肉鬍子男還有豐腴可人的女主角，但是《史丹利的便當盒》沒有。
發展中國家的憂傷
許多評論人說，華麗是要為了掩蓋印度的哀傷，掩蓋貧窮線以下的生活，編織個美夢。在印度電視台可見的全時段軍事頻道，讚揚軍事武力的偉大國家形象，當然可解讀自獨立之後的國族驕傲，如同空有民主招牌的政治制度一般。然而美麗更比華麗的寶萊塢本來就不是負載著什麼社會責任，而是編織豪門想像與貧窮翻身的庶民娛樂。只是這次不一樣了。
即使在《貧民百萬富翁》中，對於血汗童工系統的描繪之外，仍有排舞，以及用龐大的獎金來達成「翻身」的階級翻轉。「排舞」與「盧比」，正是寶來塢電影撫慰人心的必備符號。這樣的符號在《史丹利的便當盒》沒有，沒有奢華的跑車、私人飛機，也沒有華麗編排的集體舞蹈，頂多是基督教學校裡就讀的小學生史丹利，調皮又多情賣弄，那模仿成年男性的賀爾蒙。
《史丹利》不是一出生就悲哀，在父母雙亡之後才踏入了「我不敢說」的沒便當吃的日子，這跟他的自尊有關，那受過良好教育的自尊。這樣寧願自己挨餓，也不願意表示軟弱與乞求的高尚情操，導致了意外的後果。日本電影《無家可歸的中學生》也是，並不是處在真正的貧窮社會中，卻因為自尊和骨氣，住在公園與小學生搶蝸牛樓梯。印度電影中的小孩主人翁，史丹利，這個擁有洋名在基督教學校念書的小孩，教養能差到哪裡去。他也許不懂乞討和街頭生存，但是他的挨餓，是源自於不願低頭的骨氣，而不是他周圍的人有多麼的冷漠和無情。
人造童工發展局
這樣描寫一個經過設定才挨餓的電影，當然不比《貧民百萬富翁》中那直接對「人造童工」的描寫與控訴來的有力道。無論首都德里或是南方大城電影孟買，只要是「大」城市，兒童問題一直都在，那街頭的生存方式，「人造兒童乞丐」的經濟發展模式，確實是一個不願意被正視的事實。也是為此，《史丹利的便當盒》特地在片末打上長長字卡，加強對於兒童現狀的關心與描寫。畢竟過於血淋淋的現狀描繪，並不是印度電影最為主要的目的。
筆者在印度坐火車，每站都會有小孩上車，利用停靠月台的那段寶貴時間，他們湊到你的座位邊，拿著小掃把晃啊晃，然後伸手跟你要錢。另一個小小手，拿著透明塑膠袋，散發出強力膠的味道。隔壁的印度眼鏡哥也許看多了，幫我揮一揮手，發出嗤嗤的聲音。後來，我只敢跟戴眼鏡的小孩玩耍，這是以貌取人，是的，因為髒兮兮的孩子，也許是被精心裝扮的，他們集體圍過來，會把你扒光，摸你手機或皮包。台商哥跟我說，這是國家的問題，政府的失能，沒有必要替政府收這爛攤子，所以盡量不要施捨，會助長人造童工的地下發展系統。我沒有聽進去，一個青少年跟我要，我就給了一根煙，然後突然享受了十幾秒被簇擁的感覺，大夥散去我的菸盒也空了。
印度烤餅分你吃
分食，是印度人的熱情傳統。當然是一種友善的表現，跟許多世界都是一樣。但，他們用手抓取，也許不能接受，但這並不是一種過於「飢餓」的表現。在《史丹利的便當盒》中主人翁是左撇子，這樣的設定也與印度以右手為尊的觀念相同，並左手不潔，是清理便溺之用途。這樣「與眾不同」的兒童設定，源自於左手的衝突，被美麗老師瞬間救贖，這樣的解救女神，當然獲得小男孩的愛慕眼光。
電影中的「大暴君」是一個將友善視為當然的貪吃老師，這樣的貪吃不僅誤事，也將他的價值觀扭曲，把「便當盒」視為一種人格的延伸，直指破壞分食傳統的貪食無賴。即便是台灣，國中、高中的「游擊哥」所在多有，也是重要的學生記憶。觀影人可以從分食便當的記憶，以及從華麗電影裡被複製出來，還有那過於早熟的把妹招式，如同《史丹利的便當盒》中肥孩、聰明孩的「分你吃」熱情一樣，讓人感到既趣味又窩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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