（賽德克．巴萊, 2011）
文／素樸勛
這個故事的難得，是難得在不一樣的信仰的撞擊，分別是信仰太陽的、信仰彩虹的種族，在同一個天空下遭遇、壓迫、殺戮，勾織了這一個我們從未曾注意的、不願意正視的，一個關於靈魂自由的史詩。台灣的歷史不長，卻經過荷蘭、明鄭、西班牙、日本所統治。這樣每個後朝全然改寫前朝的壓迫性的書寫歷史方式，好像今日我們除「日式建築」的印象之外，對於日治的那段歷史，遺跡都默然不曾提及，抗日的細部過程也在國民教育中付之闕如。所以莫那魯道，是一個陌生卻又熟悉的英雄，在原住民要設立日本高砂義勇軍石碑的時候，原民對於日本糾結的情感，身為新的統治者卻不能理解，這樣漢人對於歷史詮釋暴力，怎是一部《賽德克．巴萊》可以說得完的呢？「賽德克．巴萊」是讚賞之意，好比我們的語言中「台灣之光」的意思。
多元觀點
故事從1895年鋪陳，台灣在不甘願的狀態下被割讓了，決定自立對抗日本帝國的「台灣民主國」於焉誕生，開始了抗日的序曲，於是故事從清朝官員轉移政權，到漢人的閩南語抗日作為開場，然後日本人象徵性的將「藍地黃虎」的民主國國旗給對半砍，早夭的自立政權被消滅之後，日本軍隊接下來要面對的是，深山裡移動如鬼魅的生蕃。
最為令人深刻的是，被統治的之後的短暫偏安，那漢人、原民、日本，三種族群、語言的交雜。試想，若是和平的交往或相處，不正是一幅具有國際視野的歷史圖像？只是語言的交雜、認同的混淆，在那個被壓迫的年代，日本理蕃後，強烈禁止部落獵頭儀式，不准黥面，種種壓迫導致傳統文化祭儀開始瓦解，帶來的並不是多元文化的共存共榮，而是有文明的高低、你我對立明顯的區別。而在歷史洪流下的個體，無論是侵略者還是擁有親日、抗日分裂的原住民本身，在認同被扭曲的年代，對錯沒有絕對價值，而是藉由信仰來界定。魏德聖導演處理的很好，他試著平衡人物的既定形象，並且，也不過份將抗日戰爭描繪的那樣美好和理想，戰爭中弱者也會有醜陋的一面。這樣觀點的多元，也提供了在鐵木瓦力斯和莫那魯道之間的恩怨或評價，更多的討論空間。
靈魂自由
身體是被規訓的最基礎單位，被統治的任何族群，除了身體被拿走之外，山林、礦產，反而是侵略者更想獲得的東西，這樣的資源、資產比族群的奴用肉體來得重要。而莫那的這場被視為「不會勝利的戰爭」，不是追求全身而退的肉體勝利，而是一種精神上的靈魂勝利，這樣的精神，與另外一個信仰太陽的民族，剛好有類似的「武士道」精神可以相作對應。作為信仰彩虹的賽德克族，成為了身體的真正主人，在片中，這樣的彩虹、太陽，以及文明、野蠻，認同、混淆種種二元對立和張力一直存在，也表明了魏德聖說故事的用心。
靈魂的歸屬也被用來處理認同的議題，莫那魯道以「你將來要進日本人的神社，還我們賽德克祖靈的家」來詰問擔任日本警察的「蕃人」花岡一郎。1930年，霧社的冬天下著雪，這個非常不像台灣的地方，正承載著高壓統治的壓力。日本人用軍刀，在桌上的兵棋指點，在對埔里、馬赫坡種種的地名地形做推測，畫路線。這些在今日有南台灣風情的區域符號，被筆挺的天皇軍隊以古日語搭配上灼熱的眼神道出，好比現在諸多原民的老一輩受過日語教育，上過「蕃童教育所」，而識得日語，又這樣的識得，對比今日對日本流行文化的另一種「日語認識」，天差地遠的殊途同歸。
血祭祖靈
「我這不是在殺人，我是在出草」，賽德克族人的動能表現在獵場上、出草上，光是演員在林中穿梭，身體的律動就是一種演出！片中大量的戰爭場面，除了殺戮之外，也為殺戮提出了解釋與說法。日本人在戰場上畏懼，使用了靡爛性炸彈，這樣的戰爭模式和取向，就註定了其必將敗亡。但是，即使是日本軍隊，也有人對採用摩爛性戰劑持保留態度，這樣的細膩描寫，並不將敵我的兩造臉譜化的敵我二分。也替刀起頭落的一個個沒有表情的面孔，做了一個文化及傳統的解釋，對那些沒有深究的，打開了一扇討論的窗口。出草有其社會性功能，一個男子的成年禮是獵首，部落有糾紛也是依照Gaya（獵首）來仲裁，對於泰雅族人而言，是法律是紀律也是禁忌。電影裡要傳遞的訊息，細心的被包藏在細節裡，對於我們不熟悉的文化或是傳統，這部史詩的電影，喚起了我們遺忘的，在這塊土地所發生的傳統風俗，在歷史的洪流中，也更期待魏導的「台灣三部曲」，讓我們好好的認識自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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