流浪漢電影協會

（I Killed My Mother, 2009）

文／素樸勛

筆者親妹（素樸帆）在台北電影節（2010年）已看過此片，對我講述電影其中的爭吵場面正是我與母親兩相對抗的翻版，那些歇斯底里的忤逆與破壞，以及之後心懷一絲絲愧疚的週期性感受。好比鐘擺一樣的無限來回，反反覆覆的青春期鐘擺。於是我與母親前去觀影。

片中的氣氛有時濃烈，有時趨於和緩，母子之間的張力，雖然建立在母性的絕對權威之上，但是其權威並無可預測性的，傾向於容易被激怒的任性大人，但是與此同時也刻劃了她的堅強母性，母子皆然，並無在個性上作其偏頗設定。兩人性格幾乎在一致的邏輯（或沒有邏輯）上對抗，各人同時皆有暴怒、柔軟的面貌，本片也並無對這緊張關係提出任何判決。此對抗是表達單親母親角色的無奈，其持家之苦並建立在軟弱無能而離去的男人之上。少年宇伯也並非真的是「少爺般」生活著，除了有烹煮能力之外，其具有豐富創作力以及陰柔豐沛的情感，想方設法的逃避束縛，為了自己想要過的生活，發出一聲怒吼。

冷酷告解
母子不是情人，也不是朋友，從莫泊桑(Guy de Maupassant ）描寫對母親之愛的扁舟徐行，與愛好自由卻又未滿18歲的高二年紀相比，似乎1850的傳統描繪反而可讓人平靜許多，尤其是狂爆之後。片中諸多藝術與詩集的浸淫，也有極度冒犯傷害的語言暴力。

那敏感脆弱被母親視之為「你也無法與其他人相處」的回擊，筆者看來，那種被視為是兒子的叛逆與自以為是，相當熟悉。那種對於極小錯誤以及品味的小差錯，便有極大的不耐和不解，亦相當熟悉。這樣兩廂傷害的痛楚，亦清楚知道其痛楚何在，正是那親人才能深刻體會。

面對學校老師的關心的「中指問候」，表達青少年的憤怒，只是不是用拳頭，而是用手指。老師的信紙在一路上關懷宇伯，詩篇、字裡行間的擁抱、關懷的陳腔教條，卻是游離之人最需要之精神食糧。學校老師的存在是母與子之間的中介，無論是年齡或是知識的緩衝者。老師的存在也讓我們知道加拿大地區的「課後教師」條款，這條款讓我們知道加國對於老師踰矩之嚴厲規範之外，也決不會讓痴傻的觀影人，由於男主角過於俊美，模糊焦點，而延伸到師生戀的分支幻想。

性別探索
兒子面對母親的冷冽獨白，直指既是親人卻又無可剝離的感情禁錮。單親教養下的宇伯，並沒有直接透露出其陰柔的性向，這在本片中以一種既為直視，也作為自然的一種表現方式。對於性別探索議題的立場與否。通常都是冠以「非常自然發生」的設定在諸多電影文本當中，而失去了其真實生活中的那種感通，畢竟我們大多數觀影人並非同志，而且同志在這裡並不是重點。以這樣正反接納並陳、描寫力道恰到好處的處理方式，與諸多次文化議題一般，使得本片益加豐富，卻又不失本色。

偏執對稱
如果沒有對錯，那麼這部正反並陳之作都將主要議題以公平的方式交代，然後開放式結局也有溫馨。除了議題之外，人物對話多以鏡頭對稱留白，而且精準的鏡頭拉緊，無論單人鏡頭、雙人鏡頭、正反切的對話亦如是，公平公正。唯獨，唯獨對沙文主義的抨擊卻是毫不吝嗇，從不知道如何做父親的橫肉男，到兔寶寶領帶的沙文校長，便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