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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籍:伊朗(2007)
導演:Vincent Paronnaud
novel、comic & screenplay:Marjane Satrapi
男人的性慾
記得在《花樣足球少女》(Offside)中對於伊朗女性頭紗的輕描淡寫,其神秘之處,似乎面紗是任何伊朗女子隨手捻來即有的東西,但是這樣的一層面紗正如同我們對伊朗的國家認識,是那樣神秘又充滿了阿富汗中心主義(Afghanistanism)的誤解。面紗其實是作為女性的身體一部分,這與男性的在場有相當大的關聯,這在講求個人主義的我們所生長之環境,確實是一種難以理解的「奇觀」,而有一種「異國風情」的情調。
在《花》中,禁絕姊妹與男人的相處(進體育場看足球),是為了保護姊妹們免於受到咒罵、詛咒的污染。聽起來似乎成一回事,不過在《茉莉人生》當中,對於學校規範衣著、頭罩的更嚴厲控制,主人翁瑪祺站起來仗義執言,娓娓道來,為何男性得以穿著自由,而女性為了避免挑起男性性慾,卻要遮掩那些身為女性的美麗,更甚者不能化妝。
原本的伊朗
在相對剝奪的觀感之下,一個自由充滿物資的社會,忽然更改了社會結構,取而代之的是共產主義的計畫經濟以及高壓的宗教規範,人民與社會的色彩驟然黑白,一切都歸於理想主義的單調。與之相比較,好比中國大躍進(1958-1960)對於理想主義狂熱的追求,反而比起了1930年代,國際化、商業化的中國城市,更為饑寒交迫與死寂。除了《茉莉人生》,關於描寫計畫經濟的「黑市」,其實也隱然存在《四月三週又兩天》對於計劃經濟的側寫。
歷史的估算通常都為了共產主義而使人類的進步倒退,從自由觀點,東歐、亞洲、拉丁美洲,共產主義都是罪惡的代名詞,只是這個理想其實是人類社會最美好的原型,只是過於理想以及對人性樂觀,於是帶來了莫大的災禍。然而,西歐、北美洲,這些諸多現代化、工業化的發達國家,他們反戰、講求和平,但卻多了些理想主義色彩,同一代的年輕人,崇拜著紅色符號的革命分子,他們不用在乎政治的實際運作,也不需要避免對人性樂觀,他們最大的反叛寄託,不是在對於無政府主義有怎樣的實踐,也不是對於3M有怎樣的感召然後實踐革命,而是寄託於搖滾樂。(3M:馬克思、馬庫瑟、毛澤東)
「西方的精神污染」,如此一個八股不行的話語,其實中國在改革開放不久,亦重新強調這個口號。(1981年中宣部,鄧力群:「反精神污染」)但是與其說是「中國」的現象,不如說是「共產中國」的現象。因為這不是中國所特有,當時的反美、反西方情緒,像是標準配備一般的存在具有在共產意識形態的國家當中,當然其中包括了伊朗。
《茉莉人生》的國族告白
歷史洪流之中,個人變得相當無奈和渺小。尤其是不順從國家力量的制約以及規訓者,將成為異於體制的「反動份子」。在今日,反動、革命、顛覆、抗議,也許是一種浪漫,也許是一種具有英雄主義式的價值。但是那些沒有經過真正體驗的青少年,他們膜拜這些革命符號,其實就如同購買品牌商品一般,依品牌來型塑自己缺少的認同。而《茉》片中瑪棋的伊朗經驗,使得他在那些抽大麻和海洛英的維也納朋友當中,對這世界更有正確認識。虛無主義也許是資本主義之下的副作用,但是他一方面鞏固了資本邏輯的繼續宰制人們,一方面卻又過度的理想和脫離現實。再次提及,脫離現實的過度理想主義,對世界的運作是有害的,不論是那一種的國家制度,都不宜走上這個路子。
《茉》告訴了我們對於共產、自由兩者二分的謬誤,也以伊朗的國家角色為單位,默默的傳達這700萬人口,所經歷的政治,以及不被世界所正視的存在。阿富汗中心主義(Afghanistanism)的意思是新聞界由於遠離阿富汗,而其所作之報導隱然或不掩飾的對於阿富汗有其刻板的偏見。在其他第三世界國家,其實一樣適用,因為關於全球化的其中一個論述便是「歐美化」,世界的文化中心,其實與工業、商業的中心,莫名的一致,但也就是如此,對於如同面紗的伊朗,居於「歐美化」浪朝下的台灣,也跟巴黎、紐約一般對《茉》有種異國情調的吸引和解讀。
導演:Vincent Paronnaud
novel、comic & screenplay:Marjane Satrapi
男人的性慾
記得在《花樣足球少女》(Offside)中對於伊朗女性頭紗的輕描淡寫,其神秘之處,似乎面紗是任何伊朗女子隨手捻來即有的東西,但是這樣的一層面紗正如同我們對伊朗的國家認識,是那樣神秘又充滿了阿富汗中心主義(Afghanistanism)的誤解。面紗其實是作為女性的身體一部分,這與男性的在場有相當大的關聯,這在講求個人主義的我們所生長之環境,確實是一種難以理解的「奇觀」,而有一種「異國風情」的情調。
在《花》中,禁絕姊妹與男人的相處(進體育場看足球),是為了保護姊妹們免於受到咒罵、詛咒的污染。聽起來似乎成一回事,不過在《茉莉人生》當中,對於學校規範衣著、頭罩的更嚴厲控制,主人翁瑪祺站起來仗義執言,娓娓道來,為何男性得以穿著自由,而女性為了避免挑起男性性慾,卻要遮掩那些身為女性的美麗,更甚者不能化妝。
原本的伊朗
在相對剝奪的觀感之下,一個自由充滿物資的社會,忽然更改了社會結構,取而代之的是共產主義的計畫經濟以及高壓的宗教規範,人民與社會的色彩驟然黑白,一切都歸於理想主義的單調。與之相比較,好比中國大躍進(1958-1960)對於理想主義狂熱的追求,反而比起了1930年代,國際化、商業化的中國城市,更為饑寒交迫與死寂。除了《茉莉人生》,關於描寫計畫經濟的「黑市」,其實也隱然存在《四月三週又兩天》對於計劃經濟的側寫。
歷史的估算通常都為了共產主義而使人類的進步倒退,從自由觀點,東歐、亞洲、拉丁美洲,共產主義都是罪惡的代名詞,只是這個理想其實是人類社會最美好的原型,只是過於理想以及對人性樂觀,於是帶來了莫大的災禍。然而,西歐、北美洲,這些諸多現代化、工業化的發達國家,他們反戰、講求和平,但卻多了些理想主義色彩,同一代的年輕人,崇拜著紅色符號的革命分子,他們不用在乎政治的實際運作,也不需要避免對人性樂觀,他們最大的反叛寄託,不是在對於無政府主義有怎樣的實踐,也不是對於3M有怎樣的感召然後實踐革命,而是寄託於搖滾樂。(3M:馬克思、馬庫瑟、毛澤東)
「西方的精神污染」,如此一個八股不行的話語,其實中國在改革開放不久,亦重新強調這個口號。(1981年中宣部,鄧力群:「反精神污染」)但是與其說是「中國」的現象,不如說是「共產中國」的現象。因為這不是中國所特有,當時的反美、反西方情緒,像是標準配備一般的存在具有在共產意識形態的國家當中,當然其中包括了伊朗。
《茉莉人生》的國族告白
歷史洪流之中,個人變得相當無奈和渺小。尤其是不順從國家力量的制約以及規訓者,將成為異於體制的「反動份子」。在今日,反動、革命、顛覆、抗議,也許是一種浪漫,也許是一種具有英雄主義式的價值。但是那些沒有經過真正體驗的青少年,他們膜拜這些革命符號,其實就如同購買品牌商品一般,依品牌來型塑自己缺少的認同。而《茉》片中瑪棋的伊朗經驗,使得他在那些抽大麻和海洛英的維也納朋友當中,對這世界更有正確認識。虛無主義也許是資本主義之下的副作用,但是他一方面鞏固了資本邏輯的繼續宰制人們,一方面卻又過度的理想和脫離現實。再次提及,脫離現實的過度理想主義,對世界的運作是有害的,不論是那一種的國家制度,都不宜走上這個路子。
《茉》告訴了我們對於共產、自由兩者二分的謬誤,也以伊朗的國家角色為單位,默默的傳達這700萬人口,所經歷的政治,以及不被世界所正視的存在。阿富汗中心主義(Afghanistanism)的意思是新聞界由於遠離阿富汗,而其所作之報導隱然或不掩飾的對於阿富汗有其刻板的偏見。在其他第三世界國家,其實一樣適用,因為關於全球化的其中一個論述便是「歐美化」,世界的文化中心,其實與工業、商業的中心,莫名的一致,但也就是如此,對於如同面紗的伊朗,居於「歐美化」浪朝下的台灣,也跟巴黎、紐約一般對《茉》有種異國情調的吸引和解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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