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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賽德克.巴萊, 2011)


文/素樸勛


這個故事的難得,是難得在不一樣的信仰的撞擊,分別是信仰太陽的、信仰彩虹的種族,在同一個天空下遭遇、壓迫、殺戮,勾織了這一個我們從未曾注意的、不願意正視的,一個關於靈魂自由的史詩。台灣的歷史不長,卻經過荷蘭、明鄭、西班牙、日本所統治。這樣每個後朝全然改寫前朝的壓迫性的書寫歷史方式,好像今日我們除「日式建築」的印象之外,對於日治的那段歷史,遺跡都默然不曾提及,抗日的細部過程也在國民教育中付之闕如。所以莫那魯道,是一個陌生卻又熟悉的英雄,在原住民要設立日本高砂義勇軍石碑的時候,原民對於日本糾結的情感,身為新的統治者卻不能理解,這樣漢人對於歷史詮釋暴力,怎是一部《賽德克.巴萊》可以說得完的呢?「賽德克.巴萊」是讚賞之意,好比我們的語言中「台灣之光」的意思。


多元觀點
故事從1895年鋪陳,台灣在不甘願的狀態下被割讓了,決定自立對抗日本帝國的「台灣民主國」於焉誕生,開始了抗日的序曲,於是故事從清朝官員轉移政權,到漢人的閩南語抗日作為開場,然後日本人象徵性的將「藍地黃虎」的民主國國旗給對半砍,早夭的自立政權被消滅之後,日本軍隊接下來要面對的是,深山裡移動如鬼魅的生蕃。


最為令人深刻的是,被統治的之後的短暫偏安,那漢人、原民、日本,三種族群、語言的交雜。試想,若是和平的交往或相處,不正是一幅具有國際視野的歷史圖像?只是語言的交雜、認同的混淆,在那個被壓迫的年代,日本理蕃後,強烈禁止部落獵頭儀式,不准黥面,種種壓迫導致傳統文化祭儀開始瓦解,帶來的並不是多元文化的共存共榮,而是有文明的高低、你我對立明顯的區別。而在歷史洪流下的個體,無論是侵略者還是擁有親日、抗日分裂的原住民本身,在認同被扭曲的年代,對錯沒有絕對價值,而是藉由信仰來界定。魏德聖導演處理的很好,他試著平衡人物的既定形象,並且,也不過份將抗日戰爭描繪的那樣美好和理想,戰爭中弱者也會有醜陋的一面。這樣觀點的多元,也提供了在鐵木瓦力斯和莫那魯道之間的恩怨或評價,更多的討論空間。


靈魂自由
身體是被規訓的最基礎單位,被統治的任何族群,除了身體被拿走之外,山林、礦產,反而是侵略者更想獲得的東西,這樣的資源、資產比族群的奴用肉體來得重要。而莫那的這場被視為「不會勝利的戰爭」,不是追求全身而退的肉體勝利,而是一種精神上的靈魂勝利,這樣的精神,與另外一個信仰太陽的民族,剛好有類似的「武士道」精神可以相作對應。作為信仰彩虹的賽德克族,成為了身體的真正主人,在片中,這樣的彩虹、太陽,以及文明、野蠻,認同、混淆種種二元對立和張力一直存在,也表明了魏德聖說故事的用心。


靈魂的歸屬也被用來處理認同的議題,莫那魯道以「你將來要進日本人的神社,還我們賽德克祖靈的家」來詰問擔任日本警察的「蕃人」花岡一郎。1930年,霧社的冬天下著雪,這個非常不像台灣的地方,正承載著高壓統治的壓力。日本人用軍刀,在桌上的兵棋指點,在對埔里、馬赫坡種種的地名地形做推測,畫路線。這些在今日有南台灣風情的區域符號,被筆挺的天皇軍隊以古日語搭配上灼熱的眼神道出,好比現在諸多原民的老一輩受過日語教育,上過「蕃童教育所」,而識得日語,又這樣的識得,對比今日對日本流行文化的另一種「日語認識」,天差地遠的殊途同歸。


血祭祖靈
「我這不是在殺人,我是在出草」,賽德克族人的動能表現在獵場上、出草上,光是演員在林中穿梭,身體的律動就是一種演出!片中大量的戰爭場面,除了殺戮之外,也為殺戮提出了解釋與說法。日本人在戰場上畏懼,使用了靡爛性炸彈,這樣的戰爭模式和取向,就註定了其必將敗亡。但是,即使是日本軍隊,也有人對採用摩爛性戰劑持保留態度,這樣的細膩描寫,並不將敵我的兩造臉譜化的敵我二分。也替刀起頭落的一個個沒有表情的面孔,做了一個文化及傳統的解釋,對那些沒有深究的,打開了一扇討論的窗口。出草有其社會性功能,一個男子的成年禮是獵首,部落有糾紛也是依照Gaya(獵首)來仲裁,對於泰雅族人而言,是法律是紀律也是禁忌。電影裡要傳遞的訊息,細心的被包藏在細節裡,對於我們不熟悉的文化或是傳統,這部史詩的電影,喚起了我們遺忘的,在這塊土地所發生的傳統風俗,在歷史的洪流中,也更期待魏導的「台灣三部曲」,讓我們好好的認識自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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